2016年，一家名叫强新资本（1Globe Capital）的美国互助基金，有了个隐秘的计划。

　　强新资本的实控人是李嘉强。他本科毕业于东南大学医学院，后来获得哈佛大学医学博士。在美国他创办过几家生物公司，均获成功并被收购。

　　2013年，李博士控制的强新资本，盯上了一家美股上市的中国医药公司。他们锚定此公司，在证券交易市场上不断买买买。

　　不仅如此，2016年他还通过10笔不同的银行转账，把1300万美元的转到了自己女儿名下的加拿大账户上，继续买入这家公司。

　　李博士女儿的加拿大账户，一直买到了科兴生物4.9%的股份。一旦超过5%的门槛，就必须得按规定披露了。

　　他用另一位家人A的加拿大账户，先后两次往里面转了500万美元，继续买买买科兴生物。

　　一直到2017年底，加上李博士原有的那份22.5%，他实际上已经拿下31%的科兴生物股份。

　　2018年5月，李博士继续通过家人账户，买了600万科兴生物普通股，拥有了32.6%的股份。

　　这些堪称蚂蚁搬家式的控股权，后来被美国证监会知道了。李嘉强和强新资本，被罚了29万美元。

　　但仔细看完公告后，包叔哭得更惨。这还只是开胃菜！后续还有两次分红，总分红最高75亿美元，合人民币：

　　看到这个方案，兽爷默默地打开了自己的A股账户，又默默关上了。虽然分红没我份，但我和娃，可是实打实贡献了三针啊！

　　大几百亿的新冠疫苗收入（大部分由医保基金和财政资金支付），就这样以分红的形式，流进科兴生物股东们的美股账户里。

　　这个匪夷所思的分红，让我忍不住研究了下科兴生物这家中国最著名的医药公司，和它的内斗。

　　2001年，河北唐山的防疫专家尹卫东以技术入股的形式，和出资的北大未名、新加坡外企，联合成立了一家医药公司：

　　尹卫东早年是河北唐山一个基层防疫人员。1979年，他考入唐山卫校，主攻公共卫生专业，毕业后被分配到唐山卫生防疫站。

　　1985年，在甲肝疫情最严重的河北农村，21岁的尹卫东采集到了中国第一份甲肝病人的早期标本，获得深造机会，在中国医科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进修。

　　1988年，上海甲肝大爆发，高峰期31万人患上甲肝。然而当时整个上海收治传染病病人的床位数只有2800张，把全上海5.5万张病床都用上，也远远不够。

　　但唐山防疫站是个事业单位，不能做产品。在尹卫东的申请下，1992年唐山市医学生物技术开发公司成立，当时股权全部归防疫站。

　　公司成立后，尹卫东没钱搞研发。一次偶然机会，尹卫东认识了一位新加坡生物学博士，对方愿意出资20万美元，与尹卫东办合资公司。

　　1993年，唐山怡安生物工程公司由此成立。他们开始搞改制。后来怡安研发的甲肝灭活疫苗获得新药证书，填补了国内空白。

　　但尴尬的是，尹卫东又没钱批量生产疫苗了，他向国家申请科研经费，得到的最大一笔资金支持，仅是人民币：

　　潘爱华上世纪90年代初担任过北大生物系副主任。后来他下海创立了北大未名，成了当时国内医药界的翘楚。

　　潘爱华比尹卫东大6岁，两人一见如故。潘总十分赏识乡村医生尹卫东，还借给了尹卫东500万元，帮助其完成了甲肝疫苗的临床试验。

　　潘总于是给尹卫东报了一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管理学课程。在新加坡上了三个星期课，这位草根的技术创业者想通了一件事：

　　潘总之前和著名海归博士陈章良一起创办过一家叫深圳科兴的公司，主做干扰素。当时深圳科兴也有做世界级医药企业的雄图。

　　但随着基因泡沫的破灭，他们没坚持到底。陈章良后来去中国农业大学当了校长。

　　2001年，北京科兴生物成立了。股东是三家，尹卫东的唐山怡安生物、新加坡外企，以及：

　　尹卫东的唐山怡安生物是以技术入股，占股24%。深圳科兴后来股东结构调整，将所持有的北京科兴生物转给了：

　　尹卫东也把公司搬到北京。他带着团队在北大生物城内安营扎寨，并实现甲肝疫苗的产业化。

　　2003年，北京科兴计划赴美上市，当时正是SARS疫情肆虐的时候。为了可以海外上市，他们计划先在加勒比海岛国——安提瓜和巴布达，注册成立上市公司的新平台：

　　为了帮助北京科兴在海外市场融资，北大未名在2003年同意将北京科兴的大部分股权，让渡至尹卫东控股并担任董事长的科兴控股名下。

　　但条件是，北大未名一直拥有对北京科兴的实际控制人地位，并能选派3名董事。潘爱华也要：

　　后来出于种种原因，北大未名的董事会席位缩减到了一人。但因为董事会成员拥有一票否决权，这个举措在当时并未遭受质疑。

　　科兴生物也如众人所愿，通过反向收购方式在美国纳斯达克OTCBB市场挂牌。

　　但在这片土地上，协议只是协议，永久也没什么永久。北京科兴当时表面一片祥和，实则暗潮汹涌。

　　2009年，科兴生物转板至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后，作为上市公司最核心资产——北京科兴“永久董事长”的潘总，找到赛富基金，试图一起把北大未名在北京科兴的股权，通过反向输送的方式到境外去，以获得上市公司主体科兴控股的股权，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。

　　潘总后来才发现，赛富竟然和尹卫东走到了一起。赛富通过证券交易市场买入，成了上市公司的大股东。他们俩还觉得美股估值太低，想：

　　这让潘总很生气。二人关系分崩离析。他也联合资本，组成买方团，和尹卫东竞标上市公司的私有化。

　　尹卫东曾回忆，是“大人物”潘爱华接纳了一群来自唐山的“小人物”，于是才有了科兴。

　　从1998年到2017年，每年潘总的生日，都会收到尹卫东的特别礼物。有时是一个头像，有时是一幅画。

　　尹卫东还说过，潘爱华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之一。因为潘想问题总是国家层面，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。

　　尹卫东起初觉得这很虚。他觉得企业怎么活下去最重要。但后来受潘总影响，他也开始言必称：

　　2018年3月，科兴生物发公告说，股东大会上包括尹卫东在内5位原任董事，均获得多数有效投票成功连任。

　　而另一边，北大未名自己发公告说，合计占参与投票股份数55.19%的股东，投票反对现任四位董事尹卫东、李坚、梅萌、SimonAnderson的连任。

　　一场上市公司股东大会，竟然出现了罗生门。原来把潘总的话当圣旨的尹卫东，突然之间就不信任潘总了。

　　潘总以北京科兴董事长的身份，派人封了北京科兴在北大生物城的三座厂房和办公楼。当时，产线万剂甲肝和流感疫苗因此报废。

　　办公室政治的最高形式不是吵架，是断电、贴封条和凌晨接管厂房。但在控股权争夺战里，最致命的武器，往往是你对手悄悄另起炉灶的“备胎公司”。

　　这是尹卫东自己谋划的一块“飞地”。一开始，这里被科兴控股旗下的香港科兴租下，和潘总没有半毛钱关系。

　　2021年2月，国内第二款新冠疫苗获批上市。新冠灭活疫苗克尔来福背后的申请方，是科兴中维，而不是北京科兴。

　　直到那时，大家才意识到，这个生产新冠疫苗的科兴，已不是20年前的北京科兴了。

　　在这之前，中国的第一支甲肝灭活疫苗孩尔来福、第一支大流行流感灭活疫苗盼尔来福，都是北京科兴生产的。

　　科兴中维是尹卫东2009年创办的公司，最开始的目的是成立一家医药研发企业。但尹卫东在与潘总斗争的多年里，开始尝试甩掉包袱，另起炉灶，轻装上阵。

　　科兴中维的股东包括正大旗下的中国生物制药、维梧资本，及占股59%的控股股东：

　　新冠疫情一开始，科兴中维快速展开了筛选毒株、抢猴子做试验等一系列疫苗研发。

　　2021年，新冠疫苗车间建设项目的建设主体，也是科兴中维的。有关部门给经费、给厂房，25天批完施工手续。

　　至此，科兴中维一跃成为一家集科研、生产、销售于一身的医药企业，并在当年就成为全世界出货量最多的新冠疫苗供应商。

　　2021年，科兴中维无疑是新冠疫情里最耀眼的企业。那一年他们的营收达到了1280亿，盈利更是达到惊人的——955亿元。

　　就连入资5亿美元的股东中国生物制药，甚至也能在当年收获科兴中维带来的近140亿盈利。

　　这是一场史诗级的财富盛宴。国家力量点燃了篝火，但最后烤熟的肥肉，精准落入了另一拨人的盘中。

　　潘总的北大未名系和科兴中维没有股权关系。即使未名有北京科兴26.91%的股份，也只能间接收获新冠疫苗带来的一点收益。

　　在新冠疫苗研发、临床试验过程中，将北京科兴的人员、技术、设备等资源不断输送至科兴中维，造成北京科兴巨额经济损失。

　　如果事情到这一步，这家“国民级”的公司内斗，也仅是潘尹之间的利益与恩怨之争。但伴随着他们拉来了不同的私有化买方团，事情开始脱离了两个人的控制——盘旋良久的华尔街秃鹫，来了。

　　尹卫东联合赛富、康桥资本、维梧资本组成内部买方团（A）后，潘总则拉来了A股上市公司未名医药、中信并购基金，以及李嘉强的强新资本，做队友。

　　李嘉强利用手中多年布局的股份，以数量优势投票反对了尹卫东在内的4名董事连任，并提出新的董事会备选名单。

　　我之前说过，李嘉强一直在美国证券交易市场偷偷买入科兴生物的股票，并买成了大股东。

　　股东大会后，尹卫东开始向美国地方法院发起诉讼，起诉强新资本没有披露真实信息，并试图替代科兴生物董事会的意图。

　　这么做的结果是，李嘉强持有的大量股份被稀释，也不能占据第一大股东位置了。

　　其实一直到2020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调查的最终结果出来之前，李嘉强都成功隐藏了他意图控制科兴生物的野心。

　　至于为什么强新资本买买买成了大股东，李嘉强的回答也是滴水不漏。说强新资本战略投资科兴生物，是股价很高的时候。SARS过去后，股价开始下行：

　　但实际上，2018年股东大会之前，李嘉强已通过不同账户，掌控了科兴生物三分之一股份。

　　在SEC看来，李嘉强把“蚂蚁搬家”“家人马甲”玩成了教科书级的控制术，最终目的，就是要改变公司控制权。他最后把总共5个人的董事会换了4个人：

　　打了两次官司，强新资本两次败诉。判决书确认原董事会的合法性，和“毒丸计划”的有效性。

　　今年1月，英国枢密院作出了裁决。结果是认可了强新资本当时提名的董事会人选：

　　这意味着，这家在美股上市的中国公司，挣了上千亿新冠疫苗费的著名医药公司，折腾了7年的真假董事会：

　　他曾实名向中央纪委等单位举报尹卫东涉嫌行贿、职务侵占等罪名。而尹卫东向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原副主任尹红章行贿，也被写进了判决书中。

　　2024年2月，潘总甚至还没能等到科兴夺权大战的结局，就被自己子公司厦门未名送进了监狱。

　　而这一切，还是源于潘总与李嘉强原本密谋的计划。通过掌握厦门未名的股份，从而拿回北京科兴的控制权。

　　一开始，强新资本派出杭州强新生物，以29亿入资厦门未名。但他们忽视了，上市公司发生这么重要的交易，得经过董事会同意，还得披露信息。

　　正如过去李嘉强用马甲买科兴股票一样，这次29亿的大操作，依旧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。但实际上，杭州强新并没有为此投入任何资金。

　　去年2月，因为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，潘总被山东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。

　　杭州强新入资厦门未名的行径，同样不是通过正规渠道实现的。不过强新把自己的行为，说成是情怀之举。

　　2022年，在刚发起投资举措时，他们写了很长的公开信。说自己的初衷和06年入资科兴控股一样，都是：

　　这个时候，潘总的未名系的发展，已经病入膏肓。不注重研发，公司有大量质押和债主，还有很多无法解释的资金消耗流向。

　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潘总大搞所谓的生物经济模式，其实是在三、四线城市炮制了不少房地产开发项目。名下近百家公司，但基本只有上市公司和北京科兴，为其贡献盈利。

　　但现在，北大生物系大佬潘总，在这场股权争夺战中，沦为了炮灰。而他最信赖的人——李嘉强，正在一步步靠近科兴生物的权力中心。

　　然后就是这一个史无前例的分红方案。如果方案通过，科兴生物要掏出超过账上余额的70%资金，回馈股东，总计：

　　表面上看，这是停牌6年之后，对股东们的延迟奖励。但看下科兴生物支付的日子，感觉好像并非如此：

　　这次特别股东大会，审议的，就是科兴生物董事会成员任免的相关议案。科兴生物还在公告中表示，股东投票关系到：

　　这是在用现金洪流给股东洗脑投票啊。尹卫东的筹码，被掏空科兴生物家底清算式的分红除权，直接稀释成渣。

　　这场耗费数年的股权暗战、跨国诉讼、法庭攻防，在压倒性的现金攻势面前，似乎即将尘埃落定。

　　500多亿的分红竟然只是一个手段，而非目的。只能说，贫穷还是限制了我的想象。

　　此刻，持续八年的“疫苗战争”或许要落幕了。公共卫生的荣光时刻，齐心抗疫的集体记忆，赢家即将笑纳这场世纪疫情带来的最丰厚回酬。

　　七月，窗外蝉鸣渐起，又一个盛夏来临。孩子们奔跑着，手臂上或许还残留着那三针科兴疫苗的微小印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