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年,一家名叫强新资本(1Globe Capital)的美国互助基金,有了个隐秘的计划。 强新资本的实控人是李嘉强。他本科毕业于东南大学医学院,后来获得哈佛大学医学博士。在美国他创办过几家生物公司,均获成功并被收购。 2013年,李博士控制的强新资本,盯上了一家美股上市的中国医药公司。他们锚定此公司,在证券交易市场上不断买买买。 不仅如此,2016年他还通过10笔不同的银行转账,把1300万美元的转到了自己女儿名下的加拿大账户上,继续买入这家公司。 李博士女儿的加拿大账户,一直买到了科兴生物4.9%的股份。一旦超过5%的门槛,就必须得按规定披露了。 他用另一位家人A的加拿大账户,先后两次往里面转了500万美元,继续买买买科兴生物。 一直到2017年底,加上李博士原有的那份22.5%,他实际上已经拿下31%的科兴生物股份。 2018年5月,李博士继续通过家人账户,买了600万科兴生物普通股,拥有了32.6%的股份。 这些堪称蚂蚁搬家式的控股权,后来被美国证监会知道了。李嘉强和强新资本,被罚了29万美元。 但仔细看完公告后,包叔哭得更惨。这还只是开胃菜!后续还有两次分红,总分红最高75亿美元,合人民币: 看到这个方案,兽爷默默地打开了自己的A股账户,又默默关上了。虽然分红没我份,但我和娃,可是实打实贡献了三针啊! 大几百亿的新冠疫苗收入(大部分由医保基金和财政资金支付),就这样以分红的形式,流进科兴生物股东们的美股账户里。 这个匪夷所思的分红,让我忍不住研究了下科兴生物这家中国最著名的医药公司,和它的内斗。 2001年,河北唐山的防疫专家尹卫东以技术入股的形式,和出资的北大未名、新加坡外企,联合成立了一家医药公司: 尹卫东早年是河北唐山一个基层防疫人员。1979年,他考入唐山卫校,主攻公共卫生专业,毕业后被分配到唐山卫生防疫站。 1985年,在甲肝疫情最严重的河北农村,21岁的尹卫东采集到了中国第一份甲肝病人的早期标本,获得深造机会,在中国医科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进修。 1988年,上海甲肝大爆发,高峰期31万人患上甲肝。然而当时整个上海收治传染病病人的床位数只有2800张,把全上海5.5万张病床都用上,也远远不够。 但唐山防疫站是个事业单位,不能做产品。在尹卫东的申请下,1992年唐山市医学生物技术开发公司成立,当时股权全部归防疫站。 公司成立后,尹卫东没钱搞研发。一次偶然机会,尹卫东认识了一位新加坡生物学博士,对方愿意出资20万美元,与尹卫东办合资公司。 1993年,唐山怡安生物工程公司由此成立。他们开始搞改制。后来怡安研发的甲肝灭活疫苗获得新药证书,填补了国内空白。 但尴尬的是,尹卫东又没钱批量生产疫苗了,他向国家申请科研经费,得到的最大一笔资金支持,仅是人民币: 潘爱华上世纪90年代初担任过北大生物系副主任。后来他下海创立了北大未名,成了当时国内医药界的翘楚。 潘爱华比尹卫东大6岁,两人一见如故。潘总十分赏识乡村医生尹卫东,还借给了尹卫东500万元,帮助其完成了甲肝疫苗的临床试验。 潘总于是给尹卫东报了一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管理学课程。在新加坡上了三个星期课,这位草根的技术创业者想通了一件事: 潘总之前和著名海归博士陈章良一起创办过一家叫深圳科兴的公司,主做干扰素。当时深圳科兴也有做世界级医药企业的雄图。 但随着基因泡沫的破灭,他们没坚持到底。陈章良后来去中国农业大学当了校长。 2001年,北京科兴生物成立了。股东是三家,尹卫东的唐山怡安生物、新加坡外企,以及: 尹卫东的唐山怡安生物是以技术入股,占股24%。深圳科兴后来股东结构调整,将所持有的北京科兴生物转给了: 尹卫东也把公司搬到北京。他带着团队在北大生物城内安营扎寨,并实现甲肝疫苗的产业化。 2003年,北京科兴计划赴美上市,当时正是SARS疫情肆虐的时候。为了可以海外上市,他们计划先在加勒比海岛国——安提瓜和巴布达,注册成立上市公司的新平台: 为了帮助北京科兴在海外市场融资,北大未名在2003年同意将北京科兴的大部分股权,让渡至尹卫东控股并担任董事长的科兴控股名下。 但条件是,北大未名一直拥有对北京科兴的实际控制人地位,并能选派3名董事。潘爱华也要: 后来出于种种原因,北大未名的董事会席位缩减到了一人。但因为董事会成员拥有一票否决权,这个举措在当时并未遭受质疑。 科兴生物也如众人所愿,通过反向收购方式在美国纳斯达克OTCBB市场挂牌。 但在这片土地上,协议只是协议,永久也没什么永久。北京科兴当时表面一片祥和,实则暗潮汹涌。 2009年,科兴生物转板至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后,作为上市公司最核心资产——北京科兴“永久董事长”的潘总,找到赛富基金,试图一起把北大未名在北京科兴的股权,通过反向输送的方式到境外去,以获得上市公司主体科兴控股的股权,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。 潘总后来才发现,赛富竟然和尹卫东走到了一起。赛富通过证券交易市场买入,成了上市公司的大股东。他们俩还觉得美股估值太低,想: 这让潘总很生气。二人关系分崩离析。他也联合资本,组成买方团,和尹卫东竞标上市公司的私有化。 尹卫东曾回忆,是“大人物”潘爱华接纳了一群来自唐山的“小人物”,于是才有了科兴。 从1998年到2017年,每年潘总的生日,都会收到尹卫东的特别礼物。有时是一个头像,有时是一幅画。 尹卫东还说过,潘爱华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之一。因为潘想问题总是国家层面,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。 尹卫东起初觉得这很虚。他觉得企业怎么活下去最重要。但后来受潘总影响,他也开始言必称: 2018年3月,科兴生物发公告说,股东大会上包括尹卫东在内5位原任董事,均获得多数有效投票成功连任。 而另一边,北大未名自己发公告说,合计占参与投票股份数55.19%的股东,投票反对现任四位董事尹卫东、李坚、梅萌、SimonAnderson的连任。 一场上市公司股东大会,竟然出现了罗生门。原来把潘总的话当圣旨的尹卫东,突然之间就不信任潘总了。 潘总以北京科兴董事长的身份,派人封了北京科兴在北大生物城的三座厂房和办公楼。当时,产线万剂甲肝和流感疫苗因此报废。 办公室政治的最高形式不是吵架,是断电、贴封条和凌晨接管厂房。但在控股权争夺战里,最致命的武器,往往是你对手悄悄另起炉灶的“备胎公司”。 这是尹卫东自己谋划的一块“飞地”。一开始,这里被科兴控股旗下的香港科兴租下,和潘总没有半毛钱关系。 2021年2月,国内第二款新冠疫苗获批上市。新冠灭活疫苗克尔来福背后的申请方,是科兴中维,而不是北京科兴。 直到那时,大家才意识到,这个生产新冠疫苗的科兴,已不是20年前的北京科兴了。 在这之前,中国的第一支甲肝灭活疫苗孩尔来福、第一支大流行流感灭活疫苗盼尔来福,都是北京科兴生产的。 科兴中维是尹卫东2009年创办的公司,最开始的目的是成立一家医药研发企业。但尹卫东在与潘总斗争的多年里,开始尝试甩掉包袱,另起炉灶,轻装上阵。 科兴中维的股东包括正大旗下的中国生物制药、维梧资本,及占股59%的控股股东: 新冠疫情一开始,科兴中维快速展开了筛选毒株、抢猴子做试验等一系列疫苗研发。 2021年,新冠疫苗车间建设项目的建设主体,也是科兴中维的。有关部门给经费、给厂房,25天批完施工手续。 至此,科兴中维一跃成为一家集科研、生产、销售于一身的医药企业,并在当年就成为全世界出货量最多的新冠疫苗供应商。 2021年,科兴中维无疑是新冠疫情里最耀眼的企业。那一年他们的营收达到了1280亿,盈利更是达到惊人的——955亿元。 就连入资5亿美元的股东中国生物制药,甚至也能在当年收获科兴中维带来的近140亿盈利。 这是一场史诗级的财富盛宴。国家力量点燃了篝火,但最后烤熟的肥肉,精准落入了另一拨人的盘中。 潘总的北大未名系和科兴中维没有股权关系。即使未名有北京科兴26.91%的股份,也只能间接收获新冠疫苗带来的一点收益。 在新冠疫苗研发、临床试验过程中,将北京科兴的人员、技术、设备等资源不断输送至科兴中维,造成北京科兴巨额经济损失。 如果事情到这一步,这家“国民级”的公司内斗,也仅是潘尹之间的利益与恩怨之争。但伴随着他们拉来了不同的私有化买方团,事情开始脱离了两个人的控制——盘旋良久的华尔街秃鹫,来了。 尹卫东联合赛富、康桥资本、维梧资本组成内部买方团(A)后,潘总则拉来了A股上市公司未名医药、中信并购基金,以及李嘉强的强新资本,做队友。 李嘉强利用手中多年布局的股份,以数量优势投票反对了尹卫东在内的4名董事连任,并提出新的董事会备选名单。 我之前说过,李嘉强一直在美国证券交易市场偷偷买入科兴生物的股票,并买成了大股东。 股东大会后,尹卫东开始向美国地方法院发起诉讼,起诉强新资本没有披露真实信息,并试图替代科兴生物董事会的意图。 这么做的结果是,李嘉强持有的大量股份被稀释,也不能占据第一大股东位置了。 其实一直到2020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调查的最终结果出来之前,李嘉强都成功隐藏了他意图控制科兴生物的野心。 至于为什么强新资本买买买成了大股东,李嘉强的回答也是滴水不漏。说强新资本战略投资科兴生物,是股价很高的时候。SARS过去后,股价开始下行: 但实际上,2018年股东大会之前,李嘉强已通过不同账户,掌控了科兴生物三分之一股份。 在SEC看来,李嘉强把“蚂蚁搬家”“家人马甲”玩成了教科书级的控制术,最终目的,就是要改变公司控制权。他最后把总共5个人的董事会换了4个人: 打了两次官司,强新资本两次败诉。判决书确认原董事会的合法性,和“毒丸计划”的有效性。 今年1月,英国枢密院作出了裁决。结果是认可了强新资本当时提名的董事会人选: 这意味着,这家在美股上市的中国公司,挣了上千亿新冠疫苗费的著名医药公司,折腾了7年的真假董事会: 他曾实名向中央纪委等单位举报尹卫东涉嫌行贿、职务侵占等罪名。而尹卫东向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原副主任尹红章行贿,也被写进了判决书中。 2024年2月,潘总甚至还没能等到科兴夺权大战的结局,就被自己子公司厦门未名送进了监狱。 而这一切,还是源于潘总与李嘉强原本密谋的计划。通过掌握厦门未名的股份,从而拿回北京科兴的控制权。 一开始,强新资本派出杭州强新生物,以29亿入资厦门未名。但他们忽视了,上市公司发生这么重要的交易,得经过董事会同意,还得披露信息。 正如过去李嘉强用马甲买科兴股票一样,这次29亿的大操作,依旧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。但实际上,杭州强新并没有为此投入任何资金。 去年2月,因为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,潘总被山东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。 杭州强新入资厦门未名的行径,同样不是通过正规渠道实现的。不过强新把自己的行为,说成是情怀之举。 2022年,在刚发起投资举措时,他们写了很长的公开信。说自己的初衷和06年入资科兴控股一样,都是: 这个时候,潘总的未名系的发展,已经病入膏肓。不注重研发,公司有大量质押和债主,还有很多无法解释的资金消耗流向。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潘总大搞所谓的生物经济模式,其实是在三、四线城市炮制了不少房地产开发项目。名下近百家公司,但基本只有上市公司和北京科兴,为其贡献盈利。 但现在,北大生物系大佬潘总,在这场股权争夺战中,沦为了炮灰。而他最信赖的人——李嘉强,正在一步步靠近科兴生物的权力中心。 然后就是这一个史无前例的分红方案。如果方案通过,科兴生物要掏出超过账上余额的70%资金,回馈股东,总计: 表面上看,这是停牌6年之后,对股东们的延迟奖励。但看下科兴生物支付的日子,感觉好像并非如此: 这次特别股东大会,审议的,就是科兴生物董事会成员任免的相关议案。科兴生物还在公告中表示,股东投票关系到: 这是在用现金洪流给股东洗脑投票啊。尹卫东的筹码,被掏空科兴生物家底清算式的分红除权,直接稀释成渣。 这场耗费数年的股权暗战、跨国诉讼、法庭攻防,在压倒性的现金攻势面前,似乎即将尘埃落定。 500多亿的分红竟然只是一个手段,而非目的。只能说,贫穷还是限制了我的想象。 此刻,持续八年的“疫苗战争”或许要落幕了。公共卫生的荣光时刻,齐心抗疫的集体记忆,赢家即将笑纳这场世纪疫情带来的最丰厚回酬。 七月,窗外蝉鸣渐起,又一个盛夏来临。孩子们奔跑着,手臂上或许还残留着那三针科兴疫苗的微小印记。